小时候,“原住民”对我来说,是和我家附近姐姐好朋友莎比娜一家人划上等号的。那个时候的我并不知道什么是“原住民”,因为我都只管跟着大人把他们叫作“山番”。这样的称呼也许并没有贬意,但是当中对于少数族群的不尊重和无知,却是世袭的。
长大以后,听说了被边缘化的故事,明白了被剥夺权利的辛酸,知道“原住民”原来除了莎比娜一家,还等于一个弱势的群体。纽西兰生活的半年里,接触当地原住民毛利人课题的经验,让我深信污名化和机会不均是原住民逃不出命运的问题症结。可是,唯有当我来到台湾,才对原住民所的问题有了更全面的认知。
台湾原住民仅占总人口的2%,花莲和台东为两个主要分布的县区。台湾原住民分类包括阿美族、卑南族、排湾族、泰雅族、布农族、噶玛兰族等等。很多人对于台湾原住民的印象,主要由演艺圈的原住民歌手比如张惠妹、动力火车、范逸臣等所构成;原住民的相关习俗及传统如文化表演、祭祀、小米酒等,则为了服务旅游业的需要而变成一种供参观及买卖的商品。
因《海角七号》而广为人知的马拉桑酒据悉是布农族原住民节庆时所喝的小米酒。图为小米田。
日本殖民台湾时期为了获取山林资源而开创保留地政策,圈山林地并立法列为官有。政府制止原住民延续传统游猎生活方式,强迫他们改游牧为定耕。往后的国民政府基本上延续日据时期的山地政策,同时倡导农业上山,鼓励原住民种植温带蔬果和茶叶等高经济作物,全面改造了原住民的生产方式、风俗习惯、信仰体系和价值文化。
殖民者的侵占与掠夺,是全球各地原住民共同的悲歌源头;其他族群的优越感及无知,则是伤口上的一把盐。在我(们)称本地原住民为“山番”的同时,台湾原住民则被称为“山胞”,两者颇有异曲同工之“妙”。强势的外来者利用先进的武器,侵占原住民所拥有的土地,不仅如此,还自立为“正宗”,将原来的居民称为“番”,视作未开化的低等民族。1980年代台湾民主化浪潮催生了原住民正名运动。最初由23人发起的这一场正名运动争取多时,“山胞”的称呼终于在1994年经过三次修宪后正式走入历史。然而,原住民却并没有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
我一直认为原住民的问题根源在于接受教育机会普遍低落,因此缺少改变命运的机会,世世代代无法终结恶性循环。在台东接触高医师及其他原住民朋友却让我醒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:原住民被逼离开传统栖息地,离开熟悉的森林和原野;走入钢骨水泥的现今社会,投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中。他们被硬生生地从原来的生活形态,被放到一个由外来者制定游戏规则的环境,因此注定在物竞天择,适者生存的社会里落后和失败。这种错置使原住民失去与土地和祖先的连接,文化流失也导致我自肯定的信心危机。回不到过去,却也无法向前迈进,正是这样的无所适从,导致他们被困在死胡同里。
人们往往选择忽视历史脉络所埋下的伏笔,将问题本质化地归咎为原住民天性懒惰、酗酒成性,素质低落,竞争能力低,好玩乐,不认真工作。饮酒作乐也许是原住民的生活文化,但是酗酒成性却原来可以是有心人的安排。高医师指出,汉人在部落输入专卖式酒精饮料和灌酒文化,造成原住民依赖及滥用酒精。结果大家只懂得义正词严地指责他们“酗酒成性”了事,而不愿意继续探究问题根本。
有人认为原住民生活条件不如汉人,是不勤奋工作的后果,与人无攸,更无关社会或体制。撇开制度化的排挤,我们是否曾经检视自己对于人生的态度和标准?难道人生在世就必须要拼命赚钱、储蓄,以便他日可以享受舒适的生活吗?原住民把握当下,轻松工作,重视休闲生活的惬意生活方式,我们可以不认同,却不要忘记我们也应该捍卫他们选择的权利,而非将自己的想法和价值变成了唯一的标准。澳洲政府曾于自1930年代进行长达30年的“白澳政策”,通过强行将原住民小孩带离家乡接受白人文化与教育,企图灭绝原住民的文化。“被偷走的一代”正是我们最好的警惕。
现代人生活充斥着资讯、娱乐,压力却也从来不缺。大家思考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更好替代方案之余,原住民原本的生活概念和方式也有其参考价值。原住民与生俱来有与大自然共生的生命概念。他们相信人存在世界上是需要找寻平衡,而不是尝试控制世界。另外,原住民的教育中最重要的是口述历史。据高医师的讲解,口述历史免去子孙对于祖先的盲从,每一代的人在传述给下一代的时候,都会加上自己的经验和见解,所以部落内流传的知识都结合了每一代的智慧,是一种活的知识。
“你要来关心人家的议题,一定要成为部落的一份子。他们不是傻瓜、不是残废;他们是台湾自然环境的一个胜利者,”高医师的这一句话特别让我印象深刻。的确,我们带着一颗帮助别人的心,却常常忽略当事人的想法和意愿,本着“为他们好”的良好意愿,主观地将自认为正确的想法加诸他人身上,不自觉地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。
原住民已经严重汉化,国父就来个入乡随俗吧。
还记得在台北的时候,我们对于台湾在建设和制度方面的进步感到赞赏和羡慕,但是当我来到台东的时候,却发现老百姓对于政府贪污滥权、官僚腐败的指控和不屑,竟然和我们国家如此相像。这里所接触的好像某个程度上推翻了我们在台北时所建立的“台湾很民主、进步”的观念。权力确实诱发腐败,但不表示两线制就此失去其意义。陈水扁贪污也好,马英九无能也罢,人民还是应该积极参与公共事务,表达自己的想法,不公义的事情才会因为制度日趋完善而相应减少。虽然对于台湾的整体概念及评价在台东后可能需要重新调整,我依然坚持,台湾作为华人社会首个完成和平政党轮替的国家,是我们的民主典范。
八八风灾破坏许多基本建设,也让工程纰漏显现眼前。
火车乘着夕阳缓缓下降时带我告别台东,蓦然想起十年曾经告诉过我的公路电影。以孤独疏离为注脚,为完成特殊的目的而存在,而“离开”,其实是为了要“找回”。原来,我虽然不是摩哆骑士,也无需沿途与大自然搏斗,却同样在一路上遇见、发现、领悟,更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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